其家风了。杜笃和贾逵，在文才方面也颇有声誉，考察他们的实际才力，只能是崔骃、傅毅一类作家的末流。李尤的赋和铭，希望写成意义鸿深的作品，可是才力不高，只能低垂着翅翼不能奋飞。马融是东汉的大儒，思想博大，认识高超，作品合于儒家经典的规范，内容和形式相得益彰。王逸的学识广博，这方面很有成就，但文学创作没有力量。王逸的儿子王延寿继承父志，瑰丽的锋芒特别突出，他善于描绘事物的形貌，岂不是得到枚乘流传下来的技巧！张衡多才多艺，蔡邕精深雅正；他们都文史兼通，前后三十多年遥遥相望。由此可见，竹、柏虽有异而同样贞定，金、玉虽殊却都是珍宝。刘向的奏议，意旨急切而文辞舒缓；赵壹的辞赋，意义充实而体制松散；孔融的气势较盛，显示在书表方面；祢衡的文思较锐，运用在辞赋之中：他们都各有自己的优点。潘勖凭借儒家经典而施展才力，所以《册魏公九锡文》写得超群出众；王朗努力著作以寄托情志，也在学习古代铭文上获得成就。但司马相如和王褒以前的写作，主要是运用才气而不追求学识；扬雄、刘向以后，就常常引用古书来辅助文章：这是凭才气或靠学识的重要界线，它的区分是不可混乱的。

（三）

魏文帝曹丕的文才，旺盛而清丽，过去的评论贬低他，认为比曹植相差千里。但曹植是文思敏捷而才气俊秀，诗歌华丽而章表卓越；曹丕则思考周详而才力迟缓，因此他的名声不大。可是曹丕的乐府诗清新激越，《典论-论文》辩明扼要：注意到他们各有长短，也就可以做正确的评价了。但世俗之情对人的或抑或扬，往往是随声附和，于是使曹丕因身为帝王而降低了文才，曹植因处境困难而增加其价值，这并不是准确的论断。王粲的才力充沛，写作敏捷而精密，诗赋论铭样样都写得好，文辞也很少病累：取其优秀的诗赋，就是“建安七子”中成就最大的作家吧！陈琳和阮瑀，以擅长章表檄移称著，徐幹以辞赋和论著显示其优美，刘桢以高尚的情操和辞采相结合，应玚才学优秀而在诗赋创作上有所收获。路粹和杨修，在笔札书记方面颇为精工，丁仪和邯郸淳，他们的《刑礼论》、《受命述》也还写得不错：这些作家都有值得称道的。刘劭的《赵都赋》，能够追赶前代优秀的作家；何晏的《景福殿赋》，则可光照后世的作者。应璩深怀意趣，用《百壹诗》显示他的情志：应贞掌握写作的道理，用《临丹赋》组成其文采。嵇康独出心裁来写论文，阮籍任其志气以写诗歌：他们通过不同的形式发出共同的心声，用不同的翅膀朝着同一方向奋飞。

（四）

张华的小赋，写得很美而清新流畅，其《鹪鹩赋》的寓意，就是韩非所写《说难》的意思。左思有出奇的文才，擅长于深入地思考；但他写《三都赋》用尽了锐气，写《咏史诗》表现了才华的卓越，就再没有写其他作品的精力了。潘岳的文思敏捷，文辞畅达，意义和谐；他的才气积聚在《西征赋》中，更充分体现于哀诔之作，这是他内在的情感所决定的。陆机的才力要求深入探讨，辞藻力求繁富：所以他的文思虽很工巧，却不能约束繁杂。陆云爱好明朗简练，由于他懂得控制繁多，所以运用文采鲜明省净，善于写短小的篇章。孙楚构思作文，往往是质直陈述而文辞通畅。挚虞抒发胸怀之作，总是遵循天命而辞义温雅；他在《文章流别论》中叙述各种文体的源流并加以品评，写得颇有条理。傅玄的作品，内容大都是规劝鉴戒；傅咸的奏议，能继承其父的刚劲正直：他们父子都是堪当重任的栋梁之材，而不是各种花朵的美丽花托。成公绥的赋大都写得不错；夏侯湛的作品，虽具有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的形式，但成就都很微小。曹摅的长诗写得比较清丽，张翰的小诗写得明辨而切实：这是他们各不相同的优点。张载、张协兄弟，才华秀丽而不相上下，正像鲁国和卫国的兄弟之政，他俩的文学成就也在兄弟之间。刘琨的作品雅正雄壮而富有风力，卢谌的作品情志明显而道理清晰：这都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造成的。郭璞的诗赋华艳俊逸，可称东晋之冠；他的《南郊赋》既是庄严美好的大手笔，《游仙诗》也能使读者有如飘浮在云端。庾亮的章表，写得细密而闲熟畅通；温峤的笔札书记，遵循事理而清新通达：他们也是笔札方面的高手了。孙盛和干宝，都长于文辞而成为史学家，他们学习的标准，是《尚书》中的《典》、《训》：两人的途径虽然不同，但文笔辞采是相近的。袁宏写文章立意甚高，所以虽卓越出众却常有偏差；孙绰的诗赋过分拘守玄理，所以虽有条理却缺乏形象。殷仲文的《南州桓公九井作》，谢混的《游西池》，都冲散了长期来讲玄理的文辞，使虚浮的玄音渐趋淡薄：如同滔滔洪水的玄风虽已消失，残存在诗文中的玄理，仍使文章大为浇薄。

宋代才高的作家、作品如鳞片大量积聚；因为时代很近，容易了解，就没有加以评述的必要了。

（五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