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官，用“诏书”来教训各
官吏，用“制书”来发布减免刑罚的命令，用“策书”来封赠王侯。所谓“策”，就是竹简“制”就是截断“诏”就是告诉“敕”就是戒正。《诗经》中曾说“害怕这告急的简书”，《周易》中曾说“君
要使礼尊卑有度”，《周礼》中曾讲到“诏告于日月山川之神”，《尚书》中曾讲过“帝王奉正天之命”等，可见策、制、诏、敕，都是
据经书中的说法来确立名目。后来重诏而轻命，是沿习秦制而来的。《礼记》里说：帝王的话虽细如丝，一讲
来就变成
绳；因此对群臣说话必须慎重。虞舜早就重视纳言之臣，周宣王则把纳王命的官吏视如
。到了两汉时期，就由尚书来
理帝王文诰。帝王的话关系重大，往往要写
史书；话一
就产生了
大作用，好像人的汗
一样，来了就不能返回。所以，由于淮南王刘安文才英俊，汉武帝给他的书信，先要请司
相如等人审查草稿。由于隗嚣下文士众多，所以，光武帝和他在文辞上的往来特别留意。这不只是为了在当时得到
誉，也为了后世的影响而不得不慎重。查考西汉文帝、景帝以前的诏书，大都写得虚浮杂
；汉武帝崇尚儒学，诏书就较为弘大
刻。如封齐王、燕王和广陵王的策书，文辞和《尚书》中的训、典相同，其刻而正确的劝戒之义，为后代留下了典范。他在批评严助的制诰中，曾讲到严助不愿在朝内
官，这正
现了汉武帝
才的恩典，汉宣帝给太原大守陈遂的玺书，也表现了对故旧的厚意。东汉光武帝在治平了世之后，对文化学术颇为注意，但喜怒之情比较轻率，有时不免过分一些。如在给邓禹的敕书中，竟称邓禹为尧；在批评侯霸荐人不如意的玺书中，就用死刑来吓唬他。如像这类诏策，实在是违背法度的。到明帝、章帝时，他们都重视儒学，典雅的诏书，还偶然现一些。及至安帝、和帝时，政治松弛，负责诏令的尚书省又缺乏人材，每次写诏书、敕书，还要请外人代笔。到了建安末年，诏策文的写作迭更兴起。如潘勖的《册魏公九锡文》，写得
雅群；卫觊的《为汉帝禅位魏王诏》，对曹丕的受命为帝，表达得十分昭明显著。要比他们写得更好，已不可能了。魏晋以后，理诏策的机构改为中书省，魏国的刘放，西晋的张华，前后担任中书监的职务，因此，发号施令的诏策，传闻于世的很多。这个时期魏文帝曹丕的诏书，文辞义理大都写得宏伟，但有的诏书中，竟鼓励夏侯尚让其下“作威作福”，这是他没有考虑周到的一
小
病吧！晋元帝建立东晋之后，只有晋明帝比较重才；因温峤文笔清新，被引
中书省任职。不过从此以后，古代写作诏策的法度就逐渐消失了。（二）
（四）
所谓“戒”，就是谨慎。夏禹曾说：“用赞
来行警戒。”国君、父母和老师是最尊严的，作为君、父和师，他们给人的恩德是无穷无尽的。汉祖的《手敕太》、东方朔的《诫》，都是临终之前所作的遗命。从东汉援以后，便开始留下自己的家戒。班昭的《女戒》，可以称之为傅母和女师了。所谓“教”，就是效法，讲话来老百姓便
照去。舜的臣契曾提“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孝”五教，所以后来王侯大臣对老百姓的训示就叫“教”西汉郑弘任南
太守时，他条列教令为后世所称述，就因为他讲的事情
绪清楚明白。汉末孔
北海相，他的教令虽写得雅丽，治理上却差一些，这是治理和教令不一致。如诸葛亮的教令，内容周详而辞采简朴；庾翼的教令，明确而果断：他们都写得
理得当而文辞切中，这就是优秀的教令了。教令之外还有“命”《诗经》中说：“命来自天。”这表明“命”很重要。《周礼》中说：“主教育的官员诏告周王。”这表明“诏”是用于臣对君的。秦以后则重“诏”而轻“命”，这是古今变化的不同。帝王的话是崇
而神圣的，这是因为帝王对全国情况有透的观察了解，所以他的话能为各个诸侯效法，并使天下信服。因此，选
贤才、授与官爵的命令，应如日月之光那样明亮；褒奖或策封臣下的诏书，就要有和风雨
般的
泽；关于敕正教戒方面的文诰，则要像灿烂群星吐的光华；关于治理军事或召集诸侯会同讨伐的军令，就要表现
雷霆的声威；对于因过失而造成灾害的人予以宽赦，赦书就要像
天的那样滋；对于明赏罚、正法纪的文诰，则要像秋天的严霜那样刚烈：这就是写作诏策的基本要求。至于戒敕之文，是诏令中更为切实的一；如《穆天传》所载周穆王命郊父接受戒敕的教令，这就是戒敕文了。魏武帝曹
曾说，作敕戒应据事实，写得明确果断，而不要依违不决。这就通晓治术之要了。到了晋武帝，就把敕戒普遍用于各官吏：如告戒都督掌握军事要领，告戒州牧严格督察其下属，警戒郡守要恤百姓痛苦，督促牙门将领要加
防卫等，都
有诏策的古义。帝王发号施令，老百姓敬仰圣旨。国君能慎重地发布诏令，万民都很
兴。光辉的诏策举，鸿大的教化远播。充分发扬诏策的意义和文辞的作用，使帝王的号令更为盛大。（三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