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祖消灭赢秦和项羽，经过了多年的战争；汉初陆贾考察这些史迹，写成《楚汉秋》。到了西汉的史官司谈，他家世世代代都担任编修史书的职务。司迁继承父志，对历代帝王事迹了认真研究而行叙述。想比之《尧典》而称为“典”，其中所写的又不全是圣主贤君；想要学孔而题名为“经”，文笔上又不能和《秋》笔法相比。因此采取《吕氏秋》的方式，都叫“纪”从“纪纲”的意义来命名，也是一宏大的称谓了。所以，用“本纪”来叙述帝王，用“世家”来记述诸侯，用“列传”来记叙各重要人，用“八书”陈述政治制，用“十表”记录各大事的年月和爵位；这些方式虽然和古史不同，却把众多的事件理得很有条理。《史记》实记录无所隐讳的优，渊博典雅而谈阔论的才能，好奇特而违反经典的错误，以及在例安排上的不当等，班彪已作过详细的评论了。到班固编写《汉书》，继承了前代史家的事业，特别是从司迁的《史记》中，得益更多。《汉书》的“十志”相当丰富，赞辞序言写得弘丽，的确是文质彬彬，意味厚。至于学习儒家圣人和经书的典雅，条理清楚、内容丰富的功绩，抛开班彪之名而窃取其成就的罪过，接受贿赂而编写历史的错误等，仲长统已讲得很详细了。从《左传》的记事上看，它依附《秋》，偶尔记叙到一些史实，在文字上比较简约，对某些历史人就很难记载。《史记》中的各个列传，才分别对历史人了详细记载，从而便于观览，这是后继者所取法的。至于汉惠帝死后，吕后代理执政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中便都为吕后立本纪，这是违反常理而有失忠实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自从伏牺皇帝以来，就未听说过有女人皇帝。汉代的这遭遇，难以成为后代的法式。“母不晨鸣”，这是周公的誓词中早就讲过的；不允许妇女参与国事，齐桓公也这样写在盟文中。从前宣太后扰秦国，吕后使汉王朝发生危险；岂只国家大事难以

女后立纪的作法表示激烈反对。这说明刘勰的封建正统观念是相当厚的。他认为应给只有两岁的“孺”刘婴等立本纪，而反对为实际掌国政八年之久的吕后等立本纪，这思想，显然比司迁、班固等落后得多。第三段讲魏、晋以来的史书，评价最的是《三国志》。

（二）

（一）

后两段为第二分，总结编写史书的理论。第一段讲总的任务和要求，调征圣宗经，提在会总和相互合上的两大难。第二段批判了写远和写近中的两不良倾向，最后总结编写史书的四条大纲。

从开天辟地以来，年代已很长远，生在现在而能了解古代的事情，就得依靠历史书籍了。相传轩辕黄帝的时候，就有仓颉担任史官，主文史方面的工作，从此以来，时间已很久了。《礼记》中的《曲礼》里面说：“国家的史官随时准备着记事的笔墨。”所谓“史”，就是令使，就是使史官在帝王周围执笔记录，在古代，左史专记事，右史专记言。记言的经典有《尚书》，记事的经典有《秋》。唐虞时期的历史记载在《尚书》的《尧典》、《皋陶谟》等篇中，夏商时期的历史记载在《汤诰》、《甘誓》等篇中。周人的国运从文王时开始转新，周公制定了记载历史的法则；从此，推算历法来编排年月，照四时来记载事件，诸侯建立了国，也各有自己的国史；表彰善事，批评过错，树立起良好的风气。从周平王东迁，周代开始衰弱，政治不如西周的太平盛世，法纪散，德败坏。那时孔忧念帝王的正被废弃，哀伤西周礼乐的衰落，闲居鲁国时曾慨叹凤凰没有飞来，到五父衢哭泣麒麟的现不在太平时期。于是在和鲁国乐官讨论了音乐之后，校正了《雅》、《颂》的乐曲；据鲁国的史书编写了《秋》。他在《秋》中列举人的得失以表明称扬或贬斥，验证国家的兴亡以显示规劝和警戒。有谁受到《秋》中一个字的赞扬，比官厚禄的价值还珍贵；遭到片言只语的批评，比斧钺砍杀的分量还沉重。但其的意旨不很明显，《秋》的本文又很简约；只有和孔同时的左丘明，领会到它的微言辞，便系统地阐明其始末写成《左传》，创造了为经作传的例。所谓“传”，就是转达，转达经典的意旨，用以传授给后人。这是圣人著作的辅助读，也是最早的历史专著了。到了战国时期，修史的官职仍然存在。秦始皇统一七国，这个期间有许多策划谋略；因为只是对这些加以记录而未作系统编次，所以就用简策的“策”，名为《战国策》。

从史学的角度看，本篇对晋宋以前的史书了比较系统的总结，这对古代历史散文，特别是在古代史学理论上是有一定贡献的；但其重要不足之，是未能着重从文学的角度来总结古代历史散文和传记文学的特。

刘勰对历史著作的基本主张是“务信弃奇”他一再调“实录无隐”、“实而书”、“贵信史”等，对不可靠的东西，他认为宁可从略甚至暂缺不写，而不应穿凿附会，追求奇异；他特别反对的是不从实际发，而捧权贵，贬抑失意之士，这是有积极意义的。但由于刘勰过分拘守征圣宗经的观，不仅反对为女后立纪，还提“尊贤隐讳”的主张，这就和他自己一再调的“实录无隐”等相矛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