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五）

（三）

总之，人生来都有情志，诗歌就是表达这情志的。诗歌产生在上古时期，一直发展到《诗经》就更加成熟。它应该和自然之一致，并和政治秩序相结合。这样，优秀的诗歌便会越来越繁荣，为后世万代永远喜。

（六）

因此，总观历代的诗歌，其发展变化的情况是可以明白的。归纳一下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特，就可以看诗歌创作的要了。譬如四言诗的正规制，主要是雅正而泽；五言诗的常见格调，则以清新华丽为主。对于这些不同特的掌握，那就随作者的才华而定。如张衡得到四言诗的雅正的一面，嵇康有泽的一面；张华学到五言诗的清新的一面，张协发挥了华丽的一面。各特都兼备的是曹植和王粲，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刘桢。但是作品的裁是有一定的，而人的思想却各不相同；作者只能随着个的偏好来行创作，所以很少能兼长各。如果作者知创作中的难，那么实际写作起来还可能比较容易；如果轻率地认为写诗很简单，那么他反而会碰到不少的困难。除了上述四言、五言诗外，还有三言、六言、杂言诗，它们都起源于《诗经》。至于“离合诗”的产生，是从汉代的图谶文字开始的；“回文诗”的兴起，则是宋代贺庆开的；而几人合写的“联句诗”，那是继承《柏梁诗》来的。这作品，虽然大小各异，主次有别，但写作的情况和理是一样的；它们都属于诗的范围，因此不必逐一详论。

晋代的诗人们，创作开始走上了浮浅绮丽的路。张载、张协、张亢、潘岳、潘尼、左思、陆机、陆云等，在诗坛上并驾齐驱。他们诗歌的文采，比正始时期更加繁多，但内容的染力却比建安时期弱。他们或者以讲究字句为能事，或者偏重靡丽的笔调来自逞其：这就是西晋诗坛的大概情况。到了东晋的时候，诗歌创作便淹没在玄学的风气之中；这些玄言诗人讥笑人家过于关心时务，而推崇那忘却世情的空谈。所以自袁宏、孙绰以后的诗人，虽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饰，但内容上却一致倾向于玄谈，再没有别的诗可以和玄言诗争雄。因此，郭璞的《游仙诗》，在当时就算是杰的佳作了。南朝宋初的诗歌，对于前代的诗风有所继承，也有所改革；庄周和老的思想在诗歌中渐渐减少，描绘山的作品却日益兴盛。于是诗人们努力在全篇的对偶中显示文采，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竞逞才华；内容方面要求真地描绘景的形貌，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地到新异。这就是近来诗人们所追求的。

（四）

到了建安初年，五言诗的创作空前活跃。曹丕、曹植在文坛上大显手；王粲、徐幹、应玚、刘桢等人，也争先恐后地驱驰于文坛。他们都好风月景，邀游于清池幽苑，在诗歌中叙述恩荣耀的遭遇，描绘着宴集畅饮的盛况；激昂慷慨地抒发他们的志气，光明磊落地施展他们的才情。他们在述怀叙事上，绝不追求细密的技巧；在遣辞写景上，只以清楚明白为贵。这些都是建安诗人所共有的特。到正始年间，家思想行，于是诗歌里边也夹杂这思想来。像何晏等人，作品大都比较浅薄。只有嵇康的诗尚能表现清严肃的情志，阮籍的诗还有一些远的意旨；因此，他们的成就就比同时诗人为。至如应璩的《百一诗》，也能毅然独立，文辞曲折而义正直，这是建安时的正直的遗风。

汉朝初年的四言诗，首先有韦孟的作品；它的规讽意义，是继承了周代的作家。汉武帝好文学，便现《柏梁诗》。当时有严忌、司相如等人，他们写诗没有一定的程式。成帝时对当时所有的诗歌行了一番评论整理，共得三百多首；那时朝野的作品，该算是相当齐全丰富的了。但在这些作家所遗留下来的作品中，却没有见到五言诗；因此，李陵的《与苏武诗》和班婕妤的《怨诗》，就不免为后人所怀疑。不过在《诗经》中，《召南-行》就开始有半章的五言；到《孟-离娄》所载的《沧狼歌》，就全是五言的了。此外，较远的如秋时晋国优施所唱的《暇豫歌》，较近的如汉成帝时的《邪径谣》，都是五言的。据上述历史发展的情况，足证五言诗很早就有了。还有《古诗十九首》，写的很漂亮：但作者不易确定，有人说一分是枚乘作的，而《冉冉孤生竹》一首，又说是傅毅所作。就这些诗的辞采的特来推测，可能是两汉的作品吧？从行文风格上看，朴质而不野，能婉转如意地真实描写客观景，也能哀动人地切表达作者的内心，实在可算是两汉五言诗的代表作品。至于张衡的《怨诗》，也还清新典雅，耐人寻味。《仙诗缓歌》，则颇有新的特。

（七）

。夏帝太康德败坏，他的兄弟五人便作《五之歌》来表示自己的怨恨。由此可见，用诗歌来歌颂功德和讽刺过失，是很早以来就有的法了。从商朝到周朝，风、雅、颂各都已齐全完备；《诗经》的“四始”既极光辉灿烂，而“六义”也周密。孔的学生夏能理解到“素以为绚兮”等诗句的意，贡领会到《诗经》中“如琢如磨”等诗句的理，所以孔认为他们有了谈论《诗经》的资格。后来周王朝的德泽衰竭，采诗官停止采诗；但秋时许多士大夫，却常常在外场所中，朗诵某些诗章来表达自己的观愿望。这相互应酬的礼节，可以对宾客表示敬意，也可以显自己能说会的才华。到了楚国，就有讽刺楚王的《离》产生。秦始皇大量焚书，但也叫他的博士们作了《仙真人诗》。